一边“不愿生”，一边“代孕生”

在生育率持续走低、普通家庭为育儿成本焦头烂额的当下，一则中国富豪赴美代孕生育数十乃至上百名子女的新闻，如巨石投入沸腾的舆论场，激起千层巨浪。多益网络董事长徐波被曝通过代孕批量生育子女，从“300个孩子”的惊人爆料，到公司“仅12个”的仓促澄清，数字博弈的背后，早已超越对事件真相的追问，直指一个尖锐的社会命题：当生育成为少数人的“资本工程”，多数人却陷入“不敢生、不能生”的绝境时，我们面临的绝非单纯的人口危机，而是制度公平、伦理底线与社会信任的多重崩塌。

一、生育图景的撕裂：普通人“生不起”与富豪“批量造”的阶层鸿沟

当代中国的生育现状，正呈现出令人不安的两极分化：一边是普通家庭在房价、教育、医疗“三座大山”的重压下步步退缩，“生一个都要耗尽半生积蓄”成为普遍焦虑，生育意愿连续多年走低；另一边，少数富豪凭借财富优势，轻松绕开法律与伦理的双重约束，将生育异化为可外包、可量化的资本操作，在海外量身定制属于自己的“血脉王朝”。

这种鲜明对比的背后，是无法逾越的阶层裂痕。对普通人而言，生育意味着漫长的责任与沉重的成本：婴幼儿照护资源稀缺、女性职场歧视加剧、教育内卷无孔不入、多孩家庭住房需求难以满足，每一项都成为压垮生育意愿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而对富豪群体来说，财富赋予了他们突破一切限制的“特权”——无需担忧养育成本，更能利用部分发达国家代孕合法化的政策漏洞，将生育拆解为“基因筛选、子宫出租、集中抚养”的流水线作业。这早已脱离了传统“多子多福”的伦理范畴，沦为一种以资本为驱动、以技术为工具、以女性身体为商品的生育霸权。

徐波案中，其前女友爆料的“子女无户口、无系统教育、集中安置”细节，即便真实性有待考证，也已触碰了现代家庭伦理与儿童权利的底线。当孩子不再是爱情的结晶，而是被视为“战略资产”“血脉储备”甚至“继承工具”时，其人格尊严与成长权利便被彻底漠视，这正是资本操控生育的最危险之处。

二、代孕禁令的伦理根基：为何中国社会对代孕零容忍？

中国明令禁止代孕，绝非对科技进步的盲目排斥，而是基于对人权尊严与社会秩序的深刻考量。这种禁令背后，是对三重核心伦理的坚守，也是公众对代孕普遍反对的根本原因。

其一，代孕必然导致女性身体的彻底商品化。在地下代孕产业链中，代孕母亲大多来自农村或经济弱势群体，她们迫于生计“出租子宫”，却往往只能分得中介抽成后的零头。更残酷的是，一旦出现妊娠并发症、胎儿畸形或自身健康受损等情况，她们极易被“退单”，既得不到应有的医疗保障，也无法获得合理赔偿。四川曾发生代孕母亲因查出梅毒被中介粗暴“退单”、流落街头的案例，正是这种资本逻辑下的冷酷缩影——女性的身体与生命健康，在“生育外包”的需求中沦为可丢弃的耗材。

其二，代孕彻底解构家庭与亲子关系的本质。正常的亲子关系建立在血缘、孕育与养育的情感联结之上，而代孕将生育拆解为“基因提供者”“妊娠载体”“抚养者”三个割裂的角色，让亲子关系的界定陷入法律与伦理的双重混乱。孩子的身份认同、情感归属、继承权利等问题，都可能引发无休止的纠纷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代孕出生的孩子可能被视为“可选择的商品”，一旦不符合“定制要求”（如性别、健康状况），就可能面临被遗弃的命运，这是对生命的极大亵渎。

其三，代孕将催生不可逆的人伦风险。如徐波案所暴露的，若富豪通过代孕生育上百名同父异母子女，且分散安置、缺乏系统身份登记，未来这些孩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近亲婚配、社交重叠的概率将大幅增加，形成严重的社会隐患。这种“集中批量生育”的模式，本质上是对人类自然繁殖系统的粗暴操控，挑战了“人何以为人”的伦理底线。

正因如此，《人民日报》早年调查显示，超过80%的公众明确反对代孕；中国驻美大使馆也多次提醒，代孕可能引发“严重的家庭和社会伦理危机”，违背公序良俗。

三、海外代孕潮：法律灰色地带与制度性纵容的隐忧

尽管国内明令禁止，但赴海外代孕的现象从未绝迹，反而在富豪圈层中形成了隐秘的“潮流”。此前郑爽代孕案曾引发全民声讨，中共中央政法委更罕见发声：“钻法律空子”绝非遵纪守法。然而，类似行为并未因此绝迹，反而在富豪圈层中形成某种“隐秘的潮流”。

美国部分州、乌克兰、格鲁吉亚等地成为主要目的地。埃默里大学研究显示，2014至2020年间，美国国际代孕客户中41%来自中国。客户群体不仅包括富豪，也涵盖不孕不育家庭、单身人士与同性伴侣。这说明，代孕需求具有复杂性，不能简单“一刀切”地道德批判。

但问题在于：当法律禁止在国内发生，却默许公民在海外实施，是否构成制度性纵容？ 我国目前尚无明确法律追究公民海外代孕行为的法律责任，形成了“境内禁止、境外放任”的灰色地带。这种制度空白，使得富人得以“合法避责”，而普通人则被牢牢困在高成本生育的现实中。

四、生育支持不能只靠“现金补贴”

与此同时，各国为提振生育率纷纷加码福利。Rahman教授指出，日本若将家庭支出从GDP的不足1%提升至3%-5%，生育率反转的概率可达70%。相比之下，台湾地区仅0.6%，中国大陆也远未达到高福利国家水平。

这引出一个关键问题：单靠现金补贴，真的能提升生育率吗？

答案恐怕是否定的。补贴固然重要，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：

托育服务短缺：0-3岁婴幼儿照护资源严重不足；

职场歧视严重：女性因生育面临晋升停滞、薪资下降；

教育内卷加剧：育儿焦虑从出生延续至高考；

住房压力巨大：多孩家庭住房需求难以满足。

若不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，再多的补贴也只是“杯水车薪”。生育意愿的提升，必须建立在系统性支持体系之上——包括普惠托育、性别平等、住房保障、教育改革与职场反歧视政策。

五、结语：生育不应是“特权”，而应是“权利”

徐波事件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弹，不仅因为数字惊人，更因为它暴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：生育正在从一项普遍权利，演变为一种由财富决定的特权。

我们亟需的，不是对富豪生育行为的猎奇围观，而是对生育制度的整体重构：

1.

明确海外代孕的法律边界，防止富人绕开伦理监管；

2.

加大生育支持投入，推动家庭福利支出向GDP 2%以上迈进；

3.

构建“三位一体”的育儿支持体系——家庭、学校、社会协同发力，降低养育成本；

4.

加强生命伦理立法，确保科技进步不脱离人本价值。

生育，关乎个体幸福，更关乎民族未来。唯有让每一个普通人“生得起、养得好”，才能真正扭转低生育困局，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。

否则，当“不愿生”的沉默大多数与“随意生”的少数特权形成鲜明对比时，社会的信任根基，终将被侵蚀。

生育不该是“王朝”的基石，而应是爱与责任的延续。